第二天一早，双方即会谈。

会址在黄线中间的一栋大房子进行，这套房子早建好的，大厅就是一个亭，周围立柱，四周空荡荡，中间是大桌子，桌子上有各自带来的茶具供应茶水，稍远处各有一间小木屋当休息室。

会议地点在这间房子，按照约定，双方警卫人员除除佩刀之外，不得携带任何武器，主要是不得携带火器。

明军中一些人不爽，杨天生则不在意，他下令冯双礼一见敌人搞鬼搞怪的话就开枪。

双方代表各出300名配刀官兵入场，双方士兵相互搜查，防止暗藏其他兵器，之后他们后退一定距离布列岗哨。

谈判结束，双方代表归国后，在给各自老板上的报告都承认暗藏不轨，好在没有动用那些武器。

俄方派出的警卫中有哥萨克火枪兵，他们虽然未持枪支，却身藏数枚杀伤力极强的炸弹，这种炸弹类似于明军的炸弹，用黑火药点燃后扔出来，近距离爆炸，大家很大的概率领便当了。

至于明军，同样不是善茬，不仅仅携带炸弹，还带有筒子，即有多少个同志就有多少个筒子类似于火箭筒的那种，他们巧妙地将它变成了大官的仪仗中的一部分，一旦有事，即时投入使用。

在三百米外，明军与俄军各自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严阵以待。

杨天生穿着大明一品文官官袍，头戴官帽，由卫兵用滑竿抬到会议现场，一路鸣锣开道，随从打伞执棍，用他的话来说：“上台唱戏！”

但为了显示明朝大官的威风，也为了方便夹带筒子，杨天生就勉为其难地当戏子。

他的头衔是“中国大明皇帝钦差分界大臣”，就是说他是中国皇帝钦差，行使中国主权，在对疆界划分与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来称呼。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

之所以用上“中国”，淡化“大明”，因为大明皇帝现在还是朱由产，终究不是一家人，取得的成就不能让大明和朱由产沾太多的光。

随行主要官员则有礼部尚书阮大铖、工部左侍郎秦海生，都御吏潘归和总兵官冯双礼。

至于俄毛主要谈判人员是正使康斯坦丁、副使谢尔盖和西伯利亚大主教鲍里斯，另有数位官员。

双方代表入场，在大桌子两边就座，一边可坐五人上桌，自然是正使居中，与对方的正使面对面。

大家打量各自的对手，康斯坦丁是军人出身，而杨天生的强悍气质显露，哪怕穿着官袍，一看就是不好惹。

就座后，分别介绍彼此，除了官员之外，中方出了二个翻译郭天泽和程万山，能够流畅地使用中文与俄文、还有拉丁语。

至于俄毛，则干瞪眼，他们根本找不出合格的翻译，有二个所谓的翻译，根本不是俄国人，不知道哪个角落头弄来的部族人，中文说得结结巴巴，一问三不知。

很正常，中国人都是学霸，学外语不成问题，而对于那些iq不足的俄毛而言，方块字识得他们，他们不识得方块字。

在了解到大家的语言情况后，发现正使、副使和大主教都会拉丁语，杨天生提议道：“为方便交流，提高谈判的我们可以用拉丁语来作为会议的工作语言。”

三个俄毛大酋微微一楞，随即一起点头同意。

两国外交谈判确定一种大家都会的非本国的工作语言，正如杨天生所言，有利于彼此之间的交流矣提高谈判的速度。

用汉语为工作语言，俄毛不同意，反之，我们也不会同意俄语作工作语言。

阮大铖、秦海生，潘归面上不动声色，心里暗暗叫好，因为他们这次出动，得杨天生的决定，三位官员都经过了拉丁语的紧急培训，谈话交流没有问题！

来之前，进行了突击学习，在路途中，日常交流都用拉丁语，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练习，作为古代高考---科举的学霸，有相当强的学习能力，已经大体上掌握了这种语言。

拉丁语是中世纪欧洲不同国家交流媒介语，它的来头很大，是威名赫赫的罗马帝国官方语言，罗马帝国解体后，拉丁语依旧生命力旺盛，现在欧洲各国还广泛使用它。

杨天生洗白前与红毛番打交道很多，清楚他们的语言是五花八门，但大部分的红毛番都会拉丁语。

这样一来，杨天生判断处于欧洲内陆，属于白皮的远房亲戚的俄毛，本质薄弱，文化落后，贵族一定会使用他们眼中高大上的拉丁语以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就象中华八国小跟班的统治者上层，都用汉语作为日常语言，本国语言都不会说了，比如朝鲜世宗大王发明了《训民正音》这语言，小民用它，贵族则用汉语。倭国早就有了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有不少的汉字在其中，可是贵族用的是纯粹的汉语，一如中国人。

没出杨天生的意料，现在大明使臣四个人加上二个翻译用上了拉丁语，而俄毛则是三人用拉丁语，其他的俄毛小官吏哪会拉丁语，这样一来，形成了中国人六打三，二比一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