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诚停了手，对宗泽摇头，“恐其不易。”

宗泽道，“佃农闹佃之事自古未绝，士卒闹饷也年年都有，工人为了工钱闹事又何足为怪？官府只要维持住不将事情闹大，最终他们会取得一个平衡。而且此番事后，想必江南也不会有几家丝厂，再敢于苛待工人了。”

民不可轻。民畏官，但官也一般畏民。

两浙百姓的两税和身丁钱，多是以丝绢的形式缴纳。所以江南就产生了一种专门用来缴税用的丝绢。正常只能织一匹的生丝，缴税的丝绢至少能织出两匹来，黑心一点甚至能能织出五匹。

这类丝绢上的经纬线，最恶劣的情况，稀疏得能钻过蚊子。宗泽曾见韩冈拿了一匹到中书，半开玩笑的说，连纱窗都做不得了。在过去，朝廷会把这类丝绢当做军饷发下去，不过韩冈治事之后，不合标准的丝绢都被禁止下发，而是按照产地发回原州县，让当地官员自己处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是宗泽听韩冈说的，不仅仅是上级对下级，百姓对官府依然有办法。最坏的情况，就是揭竿而起。

面对雇主，百姓又岂是好欺负的？只要官府不干涉太多，迟早会有一个平衡出来。

“但愿如此。”景诚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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