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说得更多。仁和礼是名教之根本，也是圣人在兹念兹的两个字。”

“那‘中’呢？”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乃行事之法，临事不偏、执两用中，此为中庸之道。”

虽然韩冈说得很简洁，甚至有些偏驳，但中庸的思想向来被程颢所看重，韩冈能看到这一点，并着重提出来，程颢听着有些欣慰，不禁点头微笑，不枉他这些时日的一番教诲。

韩冈的底子程颢看得很清楚，张载的这位弟子才智过人，善于为人处世，治事上亦有长才，但学问上却有所不及，对经义只是囫囵吞枣，并没有深入的钻研。无有大道守本心，程颢便担心这韩冈的才智会用到歪处去，故而他才不避嫌疑的悉心教导，希望让韩冈日后不会走偏了路。

韩冈的论断不算严谨，而且太过简单，圣人之道，岂是三个字就能概括的？但韩冈在求学中，能有所思、有所感、有所发，在程颢看来，已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韩冈的心性虽难以继承张载或自己的衣钵道统，但若他能秉持‘仁礼中’这三条行动处事，却已不失为一君子。

韩冈见程颢点头而笑，心中亦是一喜。这代表他对儒学理论简单直接的归纳得到了儒学宗师的认同。

所谓‘我注六经’，将经典往繁琐里解释，一个‘若曰稽古’，就能扯出十几万字的注释，这是汉儒唐儒的习惯。而抛弃这些琐碎的注疏，而直接取用儒家经典的原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我’为主，而不是以‘经’为主，即‘六经注我’，这是宋儒的做法。

在此时，重新注释以《论语》为首的儒家诸经并不稀奇。泰山先生孙复便倡导舍传而求经，著《春秋尊王发微》，弃《左氏》等春秋三传于不顾；安定先生胡瑗，著《论语说》，徂徕先生石介有《易解》，公是先生刘敞有《七经小传》《春秋权衡》，亦是别出机杼，不惑传注。气学张载、理学二程，他们也莫不如此，皆是对儒家诸经有着不同于汉唐注疏、属于自己的见解。

韩冈也是一样，虽然他如今对九经的各部主要注疏，都能深悉大意，说个八九不离十。可他对这些扣着经典文字，一字一句加以注释，比经书繁琐了千百倍的注疏，却没有多高的评价。

韩冈一直认为，要想传播思想，理论是越简单越好。所以他就把儒学根本归纳成简单的三个字——仁、礼、中，而直截了当放弃了对经文的注释。只观大略，不暇细务，以这八个字为自己辩解，韩冈自认站在儒学大家面前也不会露怯。

“以冈之愚见，儒者之行不外乎守仁心，尊礼法，执中道。仁为礼本，以阿云案论，若韦高被杀，阿云自当斩，若韦高重伤不起，也是当处以绞刑，但韦高不过是轻伤，为些许微伤害一命，却有违仁恕之道。弟子观阿云之罪，杖遣过轻，杀之过重。杀人偿命，伤人服刑，所以学生便判了流三千里编管。”

仁为礼本，如果按照韩冈的想法，后世所谓吃人的礼教，便是只有礼而无仁，走入了邪道，并不是真正的儒家。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违反仁道的说法，便是对儒学最无耻的扭曲。

儒家的根本是什么？是仁。礼仅仅是纲常，是外在的规条。后世吃人的礼教，只顾维系礼法，完全背离了儒家仁的本心，这样根本不能算是儒了，而是彻头彻尾的邪教。就算给孔子多少封号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程颢认同韩冈秉持仁心的判决，不妄杀一人，比什么都重要。而张戬则有所不满，“律贵诛心，韦高虽未见杀，但阿云确有杀心。韦高虽是轻伤，阿云杀人未遂的罪名却不能宽贷。”

“先生说的是！”韩冈低头受教，并不与张戬争论。张戬愣了一下，随即便摇头失笑。若仅是杀人未遂，苦主轻伤，凶手也只会是流配而已。阿云会被大理寺判绞刑，则是因为她和韦高的关系。前面韩冈对此根本不提，想来也是不承认阿云和韦高丧期纳聘的未婚夫妻关系。

不过张戬也不想争了，还在吃饭呢，为一桩已经有定论的案件争论根本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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