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中的官员，要么是刘派，要么就是韩派，或是徐夏商一派。

没有党派的也就是边缘人，没有拉拢的必要。

御史是最独特的一派，他们是朝廷的风宪官，可以风闻奏事，也可以对朝政提出建言，并且不受任何限制。

哪怕强如天子，铁腕如韩钟，对御史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来压制。

只要身为御史，就不受国法限制，除了拿好处收买之外，任何御史在祖制和朝廷律例的保护下都是安全的。

他们可以风闻弹劾官员，外放也不会调到别的职位上去，只会为观风使，观军容使，或是到一路巡查使。

除非做到巡查使以上，御史才会脱离监察体系，到时候自有上司和律例来约束，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制约住御史。

由于朝廷鼓励开通言路，不管是天子和权相都无法禁止御史说话，御史又是自有传承格局，连御史中丞只能施加影响，对每个御史的弹劾奏章不能过多干涉，不然的话首先就是御史中丞本人被弹劾了。

这种格局的形成还是太祖年间，不可否认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物，在大魏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多少权臣名将，酷吏或是巨贪都折戟在御史的奏闻之下。

但政务与朝风有关，和整个天下的大局也是有关。时至今日，已经很难找到完全出自公心弹劾或就政务发表意见的御史了，或是私意，或是党派之争，或是金钱收买，真正秉持公义，不阿附权贵，不以党派私利，不以金钱收买，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御史风骨，已经是凤毛麟角，几乎无迹可寻。

现在是韩钟与刘知远的争斗高锋，两边俱是只差赤搏上阵，京师看似平静，其实已经打成了一团乱麻。

韩派力主持重，并且以赋税不足为最要紧的理由，韩派的御史纷纷上疏，极言各路灾情言重，特别是荆湖路的御史，更是将该路惨况夸大了十倍。

在某个荆湖路御史笔下，该路已经几乎十室九空，百姓纷纷逃亡为群盗，只要稍微一个火星丢下去，整个荆湖路都能被炸成粉碎。

秦凤路，永兴军路，河北山东各路，情形也是都好不到哪去。

而刘派则攻讦韩派御史夸大失实，各种灾害不一，情形不同，怎么可能一般相同？至于财赋，国用财赋不足，导致民间困苦的最大原因当然就是东胡的数次入侵，朝廷不得不多次重整军备，每重新招募装备一个军的禁军，所用的赋税就是整个州府全年的收入。

这是沉重的负担，如果不彻底击跨，或是打疼东胡，隔几年就来一次，大魏永远都不能解决和摆脱困境。

大魏只能在一次次被动防御，军力受损，民间被毁坏的循环中，最终国力不支，被蛮族放血不停，最终耗尽国力，轰然倒下。

从某个角度来说，刘派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东胡人的战略确实是如此，隔三年左右就会入境一次，北方会越打越残破，大魏禁军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东胡人却是放手抢掠大魏的财富，从丁口到牛羊马匹和一切能抢的物资，他们是以战养战，越打越强，将士以南侵为乐事，而大魏被动防守，只会越来越虚弱。

这就是大魏这样亿万人口的庞大帝国，最终却被东胡攻克战胜的最关键的地方。

没有精锐骑兵反击，只能被动防御，几千里的防线防守起来根本就处处是漏洞，而东胡人虽然只有百万左右的丁口，却是能越打越强，最终攻克燕京，混元一宇，使华夏蒙于胡尘之下，其因就是游牧渔猎民族对农耕民族战事的天然优势。

很多事情大家都明白，现在的朝堂之争其实哪一方都并不是拿出真正有效可行的办法，刘派说好听点是破釜沉舟，说难听点就是赌博，将未来国运，付诸一战。

刘知远未必不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但和他自己拜相比起来，刘知远还是选择了迎合天子的喜好。

韩派的办法说好听点是稳妥持重，难听点就是保守懦弱，永远的被动挨打。

在国运大政上，两派都只是出于党派私斗的利益，没有哪一方是拿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就是一个打和不打，怎么打，兵马如何集结，从何路攻击，东胡的具体兵力是否占优，如何反应，连象样的兵棋推演都没有。

对守的一方来说，如何梳理财赋，重整禁军，怎么针对敌骑隔几年的破边骚扰，也是拿不出象样的办法来。

双方都是在互相扯皮，争斗，为了权位而攻击对方，对真正要做的事，束手无策。

御史们也是参与局中争斗，以党派利益出发。

韩钟要拿十万贯出来，一则是奖励自己一方的人马，另外就是要收买那些目前还算是中立派的官员们。

御史，门下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们。

“真定，大名两州今冬遇雪灾。”韩钟发牢骚道：“其实十万贯也就够赈灾了，郑裕民硬扛着就不肯拨款，说是库中无钱，要说北伐，他一下子能拿几百万贯出来……这蠢猪，过了这阵子，三司使一定要换人才是。”

历任宰相，一定要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