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机的航班号，发现因为天气原因，飞机在北京推迟起飞。所以我至少要在这里等两个小时。

我买了一本杂志，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下来，打发时间。

等了一个小时，我又去看告示牌，飞机还没起飞，不过，预计起飞时间变成了十点，意味着十二点才到温州。我有些后悔出来的时候没带电脑。里面有不少电子书，这么长的时间怎么打发？

烟瘾发作了，我到商店买了一包烟，跑到大门外的一棵树下抽了一支。再回来，又买了一本杂志，一边看一边等。

九点钟的时候，我跑到门外抽第二支烟，手机忽然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

“安妮。”

听见这个声音，我的心开始砰砰乱跳。

“……王总？”

“飞机晚点了？”

“嗯。”

“预计什么时候到港？”

“十二点。”

“不用等了，先回来吧。”

“不回来，这是张总交给我的任务。”

“我是张总的上司。”

“如果我回来，客人到了谁接？”

“不用接，可以坐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王总，我们中华民族是友好热情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不能让莅临cgp检查工作的外国专家受此冷遇。我，谢安妮，要把公司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执行到底。”我公事公办地答道。

电话那一端，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哪里？”

“候机厅的咖啡馆。”

“为什么我没看见你？”

“……我在洗手间。”

“把烟掐了，过来见我！”

沥川的声音，无论说什么话都好听，嗯，这么凶的口气，真是少见。

为了防止他闻到烟味，我在身上喷了浓浓的香水。沥川坐在轮椅上。瘦削的脸，纯黑的西服，浅蓝的衬衣，条纹领带。咖啡馆里所有的女人，无论老少，都在偷偷地看他。

沥川不喜欢轮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用，我从没在任何公共场合见过沥川坐轮椅。

我“hi”了一声，走到他面前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他的面前有一杯柠檬茶。显然是我的香水呛着他了，他背过身去，轻轻咳嗽，然后说了一声“excuseme”。

我在心中暗笑。沥川还是老毛病，无论是咳嗽、打喷嚏或借道，都会说“excuseme”。有时候他去提款机提款，点错了一个键，都会对着机器说“sorry”。

“想喝点什么？”他问。

“咖啡。”

“两份奶两份糖？”

六年前，我喜欢的咖啡带着浓重的奶香，很甜，很腻。

“黑咖啡，无糖。”

“irishcream（译：爱尔兰奶油）ornoisette（译：榛子味）？”这是沥川和我在一起时，我最喜欢喝的两种味道。沥川不说“hazelnut”，非要用法语“noisette”。

“columbian，please（译：请给我哥伦比亚咖啡）.”我现在改喝味道最浓，最本色的那种。

真是样样都变了。

他转动轮椅，去买咖啡。付了钱，请服务小姐给我端过来。

我没戴眼镜。瞪大眼睛看着他。他的脸离我很近，反正也看不清，我毫无顾忌地凝视着他，好像他是外星人。

“so，”他说，“你很近视？”

“有一点，不严重。”

“好久不见，小秋，”他说，声音是虚幻的，“你好吗？”

“挺好。你呢？”

“也挺好。”

“难得来中国，没顺便带夫人一起过来？”我问。

“一向单身。”他看着我的脸，“你呢？”

“个人隐私，无可奉告。”

屏蔽。

显然被我这句话打击了。接下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也一言不发。

他不开口，我也不开口，就这么僵着。

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好像两个陌生人，各喝各的饮料，谁也不说话。

终于，我先开了口：“沥川，你为什么要回来？”

他怔了怔，想不到我会有此一问。过了好久才说：“公干。”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他又想了好久，敷衍：“公干结束。”

他的样子很不自在，握着茶杯的那只手几乎要把茶杯拧破。而且，脸崩得紧紧的，很局促，很紧张。我觉得，看他的样子，若再问几个他答不上来的问题，他就会立时昏倒在我面前。

也罢，不为难他了。我笑了笑，继续说：“那么，请问，公干期间，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朋友？熟人？同事？上、下级？总之，肯定不是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