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é开车送我回沥川的宾馆，在路上我随便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在浴室里匆忙地洗浴了一番之后。又被rené送回了医院的家属休息室。

我和衣而卧，睡了整整十六个小时。睁开眼，发现rené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床边。

他的眼光是湛蓝的。

奇怪，这人怎么擅离职守？不去守着沥川，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rené？”

“我需要和你谈一谈。”他说，“不代表我自己，代表alex。”

我坐直起来，找了把梳子梳头。

“alex希望你立即离开北京，由我来送你去机场。”

这话的口气好像是警方人员要把间谍递解出境，我心一烦，手用力一拽，拽断一小把头发，语气强硬了，“你打算怎么送我去机场？绑架？”

“安妮，alex的意志不是轻意可以改变的。如果他能改变，你们俩也不会受这么多年的罪。”

“我的意志也是不可以轻意改变的。”

“他不愿见你，也没力气争论。我想，”他的目光不知何时，变得很莫测，“在这种时候，你还是不要和他争辩了。你的公寓在哪里？行李早已准备好了吧？你打算去哪个城市？我给买机票。还有——”

“你别劝我了。沥川现在这样子，随时都可能挂掉。你想让我这时走？不可能。”我尽量保持镇定，“活着，我要等到他康复；死了，我也要跟尸体告别。”

rené一脸的无可奈何：“你知道，病人有权力不让你探视。”

“我也有权力在门外等着。”

说罢，我拿着洗漱用品去了洗手间。洗脸、梳头、化妆、更衣。然后，我去餐厅吃了一顿饭，香辣鸡块加红烧牛肉。吃完了我端着一大杯浓咖啡，拿了一本杂志，盘腿坐在407门外的地板上。

rené看见我，恨不得拔自己的头发：“你这是干什么？静坐示威？”

“练瑜珈。你不让啊？”

他深深地叹气，将我从地上拉起来：“进去吧，他要见你。”

推开门，我看见小穆正用轮椅将沥川从洗手间里移出来，送回床上。护士进来换了一袋药水，检查点滴的情况。

不知是错觉还是窗外的阳光太明媚，沥川的气色比在icu时好了很多。只是衣服空荡荡地，七天粒米未进，瘦得有些刺目。他的胸口半敞着，一个纽扣型的针管直接插在锁骨下方一个微微鼓出的、硬币大小的肿块上。在icu时rené告诉我，这个就是“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是手术植入皮下的一个输液装置，以前用于化疗。现在沥川有凝血功能障碍，需要长期输血，传统软针穿刺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靠这个来输液。其实在瑞士时我就发现了这个肿块，因为当时沥川不那么瘦，所以不那么明显。而且，沥川很容易过敏，我还以为是过敏引起的大包，不敢多碰。问过他，他遮掩过去了。

我想起刚才吃的红烧肉，也许沥川能喝点粥，便问护士：“他能吃东西吗？”

护士摇头，用一种专业的语气说：“病人吞咽有困难，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靠营养液维持。你没看见他还插着胃管鼻饲吗？”

看得出沥川想和我单独说话，他的眼光闪了闪，默默地等待护士离开。偏偏那个护士不肯走，把他身上的管子、针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又给他量耳温、量血压。她问他冷不冷，不顾沥川摇头，给他换了一条刚刚烘暖的毯子，又细心地替他掖好。

没办法，沥川就是长得太好看了，不放电也有电。

我在一旁站着，耐心地等着护士照料完毕，做了记录，终于离去。

“hi，”一直垂眸若睡的他，忽然抬起头来凝视我，“昨天睡得好吗？”

我觉得，他的口气有些生疏。这种时候，沥川绝对不愿意看见我。

“挺好，睡了十六个小时。刚才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一顿，红烧牛肉。”我还为刚才的事生气，脸上不知为什么，竟挤出了一个笑容。

眸中掠过一丝怀疑，他反问：“你不是吃素吗？”

“改了。吃太多素，人会……会没力气。”没油没盐的句子，我居然都说得嗓音发颤，好像当庭作证似地。生怕说错一个字他听了生气，会昏厥过去。

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腿上。

“腿好些了吗？”他黯然地说，“为什么……”

他突然垂下头，没说下去。

“已经好了，只是肌肉还需要锻炼一段时间。别盯着这拐杖，我是觉得很酷才用的，其实没它我也能走。”

“别骗我了，”他说，“就你骨折过啊。”

我愣了愣，既而释然。沥川的心态和我是一样的，不是吗？我们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自己有病、看见自己受罪。

“难受吗？”他又问。

“什么难受？”

“一个人独自住在医院里。”他喃喃地道，“像我这样，一袋又一袋地吊着点滴。我以为，这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