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方人，不习惯干冷的北方。因为认识沥川，我喜欢上了北京。毕业的时候有去上海的机会——其实上海才是我真正的老家——我都放弃了。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整个北京城都弥漫着沥川的气息。一别多年，每当我路过一个星巴克，或者闻到熟悉的咖啡味，都会心头忽乱，莫名地紧张，以为会再次遇见沥川。现在，我即将离开温州，因为见到了沥川，我又对恋恋不舍。

rené说，在瑞士小镇的街头散步，会有老人上来和你说话，听不懂的语言，请人翻译了才明白，老人只是想和你握握手，并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过十字路口，为让一个不识路标的行人，汽车会猛然刹车，停在离你十尺的距离。在美国，同样的情况司机早就破口大骂了，而瑞士人却会好脾气地向你笑一笑，挥挥手，给你让路。“swisspeoplearefreakynice！”

除了沥川，我唯一认得的瑞士人就是网球名星罗杰·费德勒。我觉得沥川的笑容和费德勒非常相似：很温和，很善意，很谦逊，没有狂喜的姿态；有一点点保留，有一点点羞涩。

中标的当晚，大家去了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酒楼庆贺。很多人都喝高了，rené喝了半瓶五粮液，喝趴下的有包括张总在内的五、六个。只有沥川在霁川的严格监督下滴酒未沾。除了服务员，我是这群男人当中唯一的女人，大家动不动就把我当秘书用。据说以前的朱碧瑄也是这样。我得提前到场安排菜单，和经理谈酒水的价格等等。虽然我也爱喝酒，但在这种场合下发酒疯是不合适的。我只喝了一杯干红，非常节制。

吃完饭，喝趴下的人全被出租车送回了宾馆。没喝趴下的留在ktv包房k歌。我可不想挤在一大群半醉的男人当中给他们当免费三陪，于是就说有点犯困，担心明天会晕机，想早点休息，和江总打了个招呼后溜之大吉。

我从洗手间出来，在门口碰见了沥川。

“你回宾馆吗？”他问。

“……不回。”

“要不要叫辆出租车送你？”

“不用，我散步回去。”我穿着一件羊毛短裙，裹着一件很厚的披肩。温州的冬天其实并不太冷。

我的眼睛依然是两个核桃，看他的表情也还是一副一触即发的样子。

他没有坚持。

酒店的门是那种金色的不绣钢“十”字大转门，推起来非常沉重。我悄悄地想，沥川的腿不方便，走这种转门会很吃力。所以走到门口时我突然说：“等等，还有别的门吗？我不喜欢走这种门。”

“claustrophobia（幽闭恐惧症）？”他转身问我。

“不是……”

目光一个来回，他就猜到了我的用意，策杖径直地走进门去。我尾随而至，将转门轻轻拉住，不让它转得太快。他的行动在转门中果然有些迟缓。不过，他很快就出来了，我也很快跟了出来。走到露天的台阶，他对我说：“以后像这种情况，让我走在前面，行吗？我是男士，门很重，理当由我来推门。”

“不说是，女士优先吗？”我反问一句。

“如果门已经转动了，你可以先走，我来殿后。”

“不会吧，这都是哪个年代的规矩啊？”看他一本正经地嘱咐我，我只想笑。

“不是什么规矩，只是让你更加方便，如此而已。”

“说到方便，我倒觉得，应当是行动方便的人照顾行动不方便的人。”

“谢谢提醒，我行动很方便。”沥川毫不不示弱，一句话顶过来，我愣了半天，居然没法回嘴。

说罢，他挥手叫出租。看见他坐进去，我也钻了进去。

“不是说，要散步回去吗？”他问。

“前面有个关庙，一直想去看看。今天正好顺路，你陪我去吧。”他冷冷地坐着那儿，弄不懂我的意思，干脆一路都不说话。我对司机说：“劳驾，关公庙前停一下。”

车开了不到十分钟，关庙就到了。我和沥川一起下车。

很小的庙，却有很好的香火。门前一排大红灯笼。当中立一丈许木人，手拿一杆大刀。面如重枣，长髯飘拂，气概威武，头顶有四个大字：“义炳乾坤”。

齐膝高的门槛，沥川进去的时候，很有些麻烦。他不得不用手将是义肢的那条腿抬起来，才能越过去。我们一起来到关公面前。

我点了三柱香，对空摇拜，念念有词，然后说：“沥川，听说过《三国演义》吗？”

“听说过。”

“知道刘关张结拜的事吧？”

“知道。”

“沥川，我要和你结拜。”

“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

“我，谢小秋，要和你，王沥川，结拜成兄弟。”

他的目光转向迷惑：“为什么？”

“你知道，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兄弟关系要好过同事关系。”

他摇头：“不明白。”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