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小岛正雄这样的在中国北方特务机关供职的人，仍习惯于把国民政府的军统组织称为蓝衣社；这与抗战初期军统在北方的影响力还比较弱小有一定的关系，那些老牌的日军特务，对反日的蓝衣社恨之入骨，却忽视了戴笠已经将原来蓝衣社里面关涉情报、行动的人马，提炼成了今天的军事统计局：军统。

小岛机关长忧心忡忡地向旅团长和宪兵队长说起活动在这一带的蓝衣社时，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的人，则正在南同蒲路沿线苦苦地追寻“风计划”。

为加大对日军濑名师团部的追踪力度，军统女少校王穗花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决定由她本人亲自带领组员李彦、方墨书，沿着与同蒲铁路平行的公路，驱车南下。方墨书的太太周怡，则与电台台长老刘留守文城。

方墨书现在有一个伪造的公开身份：《天津华民报》记者。这份报纸刚刚出版，是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天津的汉奸势力扶持主办的，发行量不大，每周出版两期，主要刊登大量的亲日言论和消息。

军统西北区从华北区天津站那里，搞来了该报的记者证，方墨书就摇身一变成了汉奸报纸的大记者。怀揣这张记者证在山西的日占地区活动，就等于有了合法身份和特别权力。而且，由于相隔较远，这边的日伪特务机关很难求证。

王穗花也为自己和李彦伪造了《天津华民报》的身份，军统女谍是该报记者方墨书的助手兼日语翻译，李彦则是司机——王穗花隐匿了雪佛兰轿车原来的车牌，换上了新牌照，使得该车成为《天津华民报》的采访专用交通工具。

她曾经还想带上电台台长老刘以及电台，但是遭到了李彦和方墨书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如此明目张胆地开着汽车带着一部军用电台行走，即便是有汉奸报纸记者的身份做掩护，也无法解释清楚电台的事情，一旦暴露，后果不堪想象。

军统女少校当然觉得带着电台会更方便与山西站联络，然而鉴于两个组员的反对，只好无奈地作罢——还他妈的大男人呢，这点冒险的精神都没有！

李彦看出了女上司的不屑，他可不想被女人蔑视，于是灵机一动，提起了王穗花前一阶段带着电台在丰店城外的“走麦城”事件：

“幸亏你和老刘当时遇到的是中央军的探子，如果破门而入的是日本兵或者特务，你想一想现在还能不能活着看见我们这些二组的人？”

王穗花上次意外失手被擒，恰是她进入军统以来遇到的最大挫折失败，其本人深以为耻，想不到李彦这个家伙竟敢当着其他部下的面揭她的疮疤，军统女少校暗暗恼怒不已。

他们计划从文城沿着同蒲铁路旁边的公路，向南行驶，就以报纸要报道有关日本皇军在山西南部的进攻为由头，接近濑名师团的部队，借机观察和搜集其动向和情报，当然，重点是探寻“风计划”的踪迹。彼时，同蒲路自文城以南的沿线城镇，正在一个又一个地被濑名师团主力陆续攻占。

出发前，王穗花要李彦驾驶汽车，让方墨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自己拟坐到后排座位。不料，李彦却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以他们三人的公开身份来论，方墨书才是主角，王穗花只是方墨书大记者的助理兼翻译，在乘车规矩上，理当由助理与司机共同在前排，这才显得合理。否则，会被日伪军看出破绽。

王穗花有心发作，却又找不出理由——这个混账说的毕竟都对——于是，雪佛兰轿车就在前排载着王穗花、后排载着方墨书，呜呜地开出了文城的南城门。

司机李彦很得意，驶上与同蒲铁路平行的公路之后，军统男中尉一直快活地吹着口哨，那似乎是一曲欧洲的乡村民谣，他在阎锡山统治的铁路筑路局供职的时候，曾经听德国工程师用唱机播放过唱片。

王穗花铁青着脸不做声。她直视着前方的眼睛，余光分明能感受到司机一次次侧头打量过来的眼神，那眼神毫不掩饰地指向她姣好的脸庞和饱满的胸脯；伴随着荒腔走板的口哨音乐，充斥着挑逗的意味。

坐在后排打盹的方墨书，对这一切当然不知情；身体已经显得有些臃肿的中年人方墨书，上了颠簸的汽车后，就来了缱绻的睡意，一觉接一觉地假寐着。军统女少校强忍怒火——李彦这个混蛋近来一直骚扰她的行为，她不想让二组的其他人知晓。或许，这家伙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格外地放肆和起劲。

不过，这场喜剧表演没有维持太久。

很快，他们发现这次行动失算了——濑名师团加藤旅团的两个步兵联队，附加着师团的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联队，部分搭乘小火车，部分搭乘卡车，向南进军；但却根本不允许外人接近。追上了师团脚步的方墨书几次亮出记者身份，都在外围就遭到拒绝。

这时已经过了韩信岭、临近了霍县。沿途除了看到发生过交火的战场痕迹之外，一无所获。在霍县，日本兵甚至不允许他们的轿车进入县城；逼得他们只好在公路边露宿。

露宿在漆黑之夜的公路边上，王穗花考虑到必须保证安全。她并不怎么担心遇到日伪军的盘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