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记载“非遇水早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现象。

刘荣可是曾亲自到太仓中看过，那堆积如山一般的粮食。

文帝货币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允许民间铸钱的自由竞争。

除禁止私铸钱令后，政府为民间铸钱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谁铸的钱质量好、分量足,在流通中自然会受欢迎，反之就会被淘汰，再加上政府的外部监督，使文景时期的货币流通稳定了一段时期。

然而这竞争并不是平等的竞争，民间普通铸币者根本无法与地方郡国和权贵们竞争。《西京杂记》中有记载曰:“邓通得赐蜀铜山，听得铸钱，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故富侔人主;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有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

吴王刘濞与邓通得铜山之利，在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故吴、邓钱布天下”。

在这场铸币的自由竞争中，受益最大的是郡国贵族、豪强和少数与官府相勾结的巨商，由此也暴露了民间放铸的弊端，铸钱收入正是吴王刘濞叛乱的重要经济基础。

我大华夏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盛世，乃是因为文景之时是汉家休养生息政策的高峰，同时也是货币政策最宽松的时候，即放任民间私铸，在宽松政策的背后是国家经济的全面复苏，国家实力的急剧增长。

然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物极必反，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离政变休养生息政策已为时不远了。

也就是说，国家必然会加大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

在历史上，刘荣的老爹刘启在平定了七国之乱后，于景帝中元六年，颁布了“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止民间私铸钱币，逐渐将铸币权收归政府。

然这里的政府有中央政府和郡国政府两层含义，但经过中央对郡国用人权的垄断等措施后，此时的各地方王侯的权力同七国之乱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也就是说，此时的铸钱的的确确向中央政府垄断前进了一步。铸币权的收并过程同中央集权的加强过程是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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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到了刘彘一朝从建元元年开始推行三铢钱，到元鼎四年五铢钱的确立，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间，先后，进行了六次钱法改革，汉代的货币政策才最后确立下来。

建元元年，刘彘便开始推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汉代以来第一次实现了货币名称与重量的统一。

但是，政府却规定，在流通中，三铢钱作为法定货币，与文景时的四铢“半两”钱等价使用，带有明显的虛币敛财的性质。

铸造这种轻小的货币当然利润会十分丰厚，导致民间盗铸再次盛行,法不能禁，这种以敛财为目的的货币改革很难推行下去。

到建元五年，刘彘废除了三铢钱，恢复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钱，并且进一步改进了钱币的铸作工艺，采取周边有廓的形式，以防止人们磨豁取铜，同时也增加了盗铸的难度，以后成为铸币的标准形式。

元狩四年，刘彘再次推行了三铢钱，并造皮币与白金币。规定皮币值钱四十万，强令王侯宗室朝觐时必须贡纳。

这次货币改革主要是出于增加财政收人的需要，更是为了对付那些地方诸侯王们，要知道刘彘当初仅仅因为献金成色不行，就一次罢黜了106个彻侯。

至于白金币与皮币，更是赤裸裸的聚敛财富的手段，吃相的确是非常的难看。

历史上的颜异就是因为皮币而亡之。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纸币则无从谈起，汉代根本不具备纸币产生的条件。

然只要规定轻小的铸币可以流通，盗铸是难以避免的。尽管汉武帝明令“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仍“不可胜数”。

元狩五年，刘彘又因“三铢钱轻，易奸诈”，下令郡国铸五铢钱，钱币两面皆有周廓，五铢钱被确定为新的货币法定单位，这是五铢钱制的开端。

然而，刘彘的这次货币改革也不彻底，铸币权依然分散于地方郡国，铜材亦未由中央政府垄断，民间盗铸问题仍十分严重，因铸钱而获罪者日多。

史书有言：“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

货币的发行，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身受我大天朝洗礼的刘荣可是对此清楚的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稳定的国家货币政策，是稳定国家的必要条件。

刘荣可是不想像刘彘一样，哪天与匈奴人打起来了，也像刘彘一般，匈奴人还没干翻，先把自己家底打空了，搞得整个汉家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