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闻人之亡也，盖棺定论，功过评说，以谥其号。高祖立汉，再复庙堂，已定秩序，重新伦常。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无一逆乱。』

『然今谥号渐衰，市井之徒，以可名称，无礼义之教，无忠信之心，骄蹇凶逆之徒，亦宣扬名望，至于谥号丧亡。困生灵、虚府库者，却称靖安，难于改，作于恶者，称之公志，岂不荒谬也吁？』

『更有狂妄之辈，轻嚣易动，或以财力，或挟士林，图谋虚名，强积名望，大违谥号本意，更有颠倒宗社之疑。闻今陛下聪敏，得察此弊，先于冀豫之内，抑免伪谥，除去劣号，实乃固本正源之要也。故，上则顺天，下则应民，绝谥号滥用之举，则成次第之效，诸郡应效而改之，渐可施行。特布此令，广而告之。』

骠骑将军斐潜公布出来的布告，顿时在关中三辅地区掀起一阵轩然大波。

谥号这个东西，最开始的时候并非是只有皇帝专享，而是诸侯公卿都有，一开始的时候并不规范，周文王、周武王在世时便会自称文武，直到西周中期才定下死后加谥的规矩。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谥号这玩意儿『子议父，臣议君』，太过于八卦，当然同时也是因为秦始皇太傲娇，觉得没有人可以评价他自己，所以遂废除。

刘邦建立汉朝后，又重新恢复了庙号。不过，由于庙号的使用已经中断了一千年之久，商朝又太过久远，其庙号制度资料不存，根本无从参考，所以汉朝使用庙号如同盲人摸象，只能自己摸索着再重搞一套。于是，汉朝自己又重新建立起一套庙号制度，但由于是这个制度是新建的，因此还处在初期阶段，很多地方都不完善，大家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用怎么叫，所以到这问题就来了。

刘邦死后，根据汉朝建立的庙号制度，刘邦是白手起家，其江山是靠自己打下来的，所以，汉朝廷将刘邦的庙号定为了『太祖』，谥号定为了『高』，其实谥法里也没『高』这个字，是刘邦的大臣们为了表示刘邦建立汉朝劳苦功高，故意为刘邦量身定制的。

也就是说，刘邦的庙号应该叫『汉太祖』，谥号叫『汉高帝』，但是后来又习惯的称之为『汉高祖』，这个锅，主要还是司马家的……

司马迁老人家写《史记》的时候，为了方便书写，在《史记·高祖本纪》将刘邦庙号与谥号的全称『太祖高皇帝』简化成了『高祖』，等于是自己给刘邦创造了一个新称号……

司马家给人取外号的习惯，真是一脉相承啊。

于是，随着《史记》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后世就把『汉高祖』这个称呼就这么流传了下来，刘邦的正确庙号『汉太祖』却反而少人提及了。

虽然后世有时候谥庙称呼并行，但大家还是称谥居多，直至唐朝之后，改成叫庙号了，而后又该叫年号……

是因为好多东西都被皇帝自己给玩坏了，就像是谥号一开始还挺正经的，随后就水性杨花，谁都可以上了。而且有意思的是，某些皇帝还会有多个谥号，当然，这待遇一般只有亡国之君才值得拥有。

国破之际，山河多处于分裂，不同势力出于各自的政治考量会为亡国之君献上不同的谥号。比如『隋炀帝』，是杨广的表哥唐高祖李渊给他的谥。

好内远礼曰炀。

不过呢，杨广挂掉的时候，当时隋朝尚未灭亡，所以杨广的孙子杨侗给爷爷的谥号是『隋明帝』。

独见先识曰明。

如此南辕北辙的评价，也算是前无古人了。

英俊的杨广一生好大喜功，狂爱折腾，但他确实都在折腾大事业。

很多人认为唐代才开科举，实际上唐代不过是跟着隋朝砍出来的道路在走。并且从唐朝开始，皇帝的谥号发生了改变。开始还算正常，李世民死后谥『文』，不出意外的话，『唐文帝』就能像汉文帝、隋文帝那样名垂千古。可他子孙偏要添乱，可能觉得一个文概括不了李世民的英明神武，于是他被加谥为文武圣皇帝。

然后被加谥为文武大圣皇帝。

最后又被加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当然，这个原因么，并非完全是他子孙的锅，是因为五胡乱华期间，建立了茫茫多的国家，然后这些小国皇帝要么是给自己，要么给自己的父亲都宣称这个『文』，那个『武』的，文武谥号简直就是泛滥成灾，李世民之后的子孙觉得自家长辈跟这些胡人政权一同都号称『文武』，实在是太拉胯了，所以便有了这样奇葩的举动，然后带歪了路子。

而现在，斐潜就表示，道路在这里，别走歪了，同时斐潜还将曹操的举动，故意理解为刘协的意思，这就很好玩了……

原本河内司马家偷偷摸摸给斐潜送来这封信件，也无非是觉得斐潜现在和曹操站在对立面上，正常来说曹操推行的，斐潜必然反对，斐潜在这里大力灌输的，曹操必然在那边慨然拒绝，然而没有想